作者：江凌（上海交通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副研究员）
水运，是大宗货物和商品的重要运输方式。在传统农业社会，水运的重要组成部分“漕运”——通过水道运输公粮，乃经国之大业、王朝之命脉。它关系国计民生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。
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琦持续从事古代漕运研究，已有四十载。1999年，他的《漕运与中国社会》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该著从漕运与古代政治、军事、社会救济、农业经济、商业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考察漕运与这些领域的互动关系及其意义。
随着漕运研究的逐步深入，吴琦认识到，二十多年前的《漕运与中国社会》作为阶段性成果，部分概念、表述与注释已不完全适用于当前的漕运史研究。2023年起，他和他的团队开始对《漕运与中国社会》进行修订，修改部分概念、词句，全面检视文稿的正文、史料、注释、参考文献等，核对每一则史料，补充原版征引的政书、方志、文集、笔记等各类史料的出处，增订对于漕运属性等问题的新认识。历经三年时间，《漕运与中国社会》（修订版）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清代漕运图 大运河博物馆藏
深入社会肌理
《漕运与中国社会》的独特之处，在于不局限于传统的制度史、经济史、军事史等专门史研究，也不局限于断代史研究，而是从广阔的社会史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漕运。
在作者看来，漕运是以集权政治为母体，以自然经济为土壤的经济制度与活动。秦统一六国，建立统一王朝，对韩非子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”的理论进行实践，一个广袤的地区开始以统一的新姿态出现。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（包括皇室）与军事体系需要粮食。此外，为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，王朝需要征集、储备和转输粮食。漕运的产生还与古代经济体系有关。我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，生产围绕粮食展开，粮食供应有来源。古代商品经济处于较低发展层次，国内区域性市场尚不完善，需要进行粮食调度。
除了分析漕运的生成动因外，作者还将漕运作为切入点，深入社会肌理，研究其如何影响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。
以“漕运与中国政治”为例，该书不仅从都城日用粮、兵饷、煮赈用粮、平粜用粮（官府在荒年或粮价高涨时，将官仓存粮以平价出售，用以平抑粮价、救济民生）等角度揭示漕运对王朝存续的决定性意义，更深入分析漕运与政治权力的关联。作者将漕运的组织管理及吏治视为集权社会吏治的缩影，分析漕运环节中的各方博弈；考察历代漕运改革的动因、举措及其社会意义，分析相应制度的效能。
在“漕运与商业经济”章节，作者不仅分析漕运揽载的货物内容、数量、价格，还探讨漕运与商业城镇兴衰、运河经济带的生成之间的关系。例如，在唐代，频繁的漕运活动催生了一些大型商业都会，如地处运河咽喉的扬州。再如，天津之兴始于金王朝修通了大运河黄河以北段之后，各地汇集的漕船“皆合于信安海壖，溯流而至通州……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”（《金史·河渠志》）。明清时期，汉口成为湖广地区的漕粮汇兑点，从荒芜芦洲发展为繁华商镇。所谓运河经济带，则是指运河水道在承载漕粮运输的同时，沟通南北物资交流，不断促发更多的经济活动与联系，形成一个相对成体系的、流动状态的、具有发散与辐射作用的经济带。
“漕运与社会文化”章节，从漕运与社会文化的维度进行观察。据作者梳理，漕运需求推动了古代水利规划、河堤建设、河道疏浚、闸坝分洪等方面的技术进步。此外，漕运对人文也产生了影响，纸张、毛笔等“土宜”，通过漕运来往于各地。运河闸坝、码头、桥梁等，都是各地颇具特色的建筑。
《漕运与中国社会》（修订版）
吴琦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纵贯两千年历史
除分章节探讨漕运与古代社会的逻辑链接和互动关系外，该书还详细论述漕运的历史演进及阶段性特征，建构了一部纵贯秦汉至清末的中国漕运史。
秦汉时期，“凡事草创”，漕运随需而作，无常制、无常时、无常额。漕运为东西方向，黄河中下游、山东一带为农业经济发达之区，漕粮通过黄河、渭河由东向西运抵长安。
隋唐时期，不少举措和制度探索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隋朝前后三次大规模开发运河，使得洛水、黄河、汴河、泗水和淮河、长江连为一体，北方都城与日趋兴起的南方地区联系起来。唐代时，漕运重心开始从北方向南方转移，漕运方向在东西向仍然保持的同时，东南—西北向线路越来越重要。
宋代漕运制度有了很大发展，表现为有相应的成法、固定的职官以及额定的年漕量。北宋设都汴梁，以汴河、黄河、惠民、广济四河运输漕粮，其中以汴河所运最多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所绘的盛景，便是汴河。
元代定都大都，京城用粮完全依赖江南。由于大都在正北，东南—西北向的运道无法满足元代漕运需要，于是开会通河、贾鲁河、通惠河，南北大运河格局正式形成。但是，由于会通等河属于新开河道，岸狭水浅，载重船只难以运行，因此元代漕运只好另择蹊径，采用海运形式，并以海运为主。
明代以江南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山东、河南等地为有漕区，漕运组织机构十分严密。清代漕运制度更全面完备，涉及的范围更广，不断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，漕运被广泛地用于充实粮食、战事军备、灾荒赈济。
具备多重面向
该书的学术价值，首先在于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观念。作者将漕运视为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视点，认为漕运是朝廷伸入地方社会的触角，其政治性与社会关联性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增强。这一认知，使漕运成为研究古代社会治理的一个极有张力的切口。作者提出，漕粮作为一种赋役形式，征集来源始终指向经济发达地区，是政治中心羁绊经济发达地区的绳索。不过，也正是由于长距离物资调度的实现，漕运得以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。这样的观念，呈现出漕运制度的多重面向与历史辩证性。
其次，该作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特别方法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作者就在其导师吴量恺的指引下，从制度史、经济史视角研究清代漕运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他开始涉猎人类学、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，从社会史的宏阔视野研究漕运发展演变史。这一转变，实现了研究方式的转换，将漕运研究从专门史提升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整体运作的议题，为类似研究开辟了新境。
再次，作者对清代漕运研究用力颇深。作者以湖广漕运特点为例，分析其机构、组织、职司及漕额波动原因，又以晚清封疆大吏胡林翼的漕运改革为例，分析晚清传统漕运消亡的主要原因——漕运过程积弊重重，晚清农业经济衰退、运丁溃散，近代商品经济冲击和商业贸易发展。作者认为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漕运衰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。自此，从秦汉时代漕运的生成发展到清末的积重消亡，该著对漕运的研究成了完整闭环，呈现给读者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国漕运史经典力作。
事实上，中国漕运的“生命期”不仅是秦汉至晚清之间，而且贯通先秦至近现代乃至当代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兴修农田水利，开挖内陆水运，舟楫运输已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，一直延续至清末。近现代以来，虽然作为国家制度的漕运已不复存在，但作为运输方式的水运仍然很重要。只不过，它完成了现代化转型，越来越便捷和高效。而水运，依赖自古以来形成的各类水道。
近年来，四川、广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纷纷疏浚和修复内陆航运通道。作者研究团队奔赴各地，调研当代漕运制度的实践以及漕运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。《漕运与中国社会》（修订版）似没有将相关成果添加进来，望今后相关成果能呈现出来，完成中国漕运通史的“合璧”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6年09月19日 12版）
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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