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春节，北京中南海，毛泽东把一位湖南老人请到家宴席间。这位老人衣着朴素，身形清瘦，却被毛泽东郑重地介绍给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：“这是我的九哥。”随后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没有他，就没有我。”
这句话并非客套。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，年长毛泽东9岁，在同辈中排行第九，毛泽东一直称他为“九哥”，家乡人则多叫他“九阿公”。
王季范的母亲王文氏，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姐姐。两家亲缘相近，毛泽东幼年还曾在外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。乡间孩子一起玩耍，长辈彼此照看，这种亲情原本平常，却在毛泽东求学道路上变得格外重要。
王季范自幼聪慧，后来考入长沙优级师范。那时的湖南，正处于新旧思想激烈碰撞之中，维新、教育救国、民主启蒙等思潮不断传入长沙。王季范没有把读书仅仅看作谋生手段，而是认真思考国家积弱的原因。
毕业以后，他走上讲台，先后从事教育工作，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。对一个少年而言，老师讲授的不只是课本知识，更包括看待社会的方式。毛泽东早年对历史、时事和人生问题的兴趣，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扩大。
毛泽东后来回忆，自己没有正式进过大学，也没有出国留学，学问基础主要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打下的。学校藏书丰富，教师思想开明，同学之间又常常讨论国家大事。王季范就在这样的校园里，既是亲人，也是能够交谈学业和世事的长者。
毛泽东遇到疑难，常去请教这位表兄。王季范不以长辈身份压人，而是耐心解释，鼓励他自己判断。这样的教育方式很关键：它没有替毛泽东作结论，却不断推动他去追问“为什么”。
1913年春，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。1914年春，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第一师范，他随之转入一师，开始了长达5年的求学生活。此时王季范在校任教，兄弟二人的接触更加频繁，生活上的照料、思想上的交流，也由亲情逐渐发展为师生之间的信任。
有意思的是，王季范并不是只在课堂上关心毛泽东。毛泽东热心组织社团，关注社会动向，常常把学生运动办得声势很大。1915年，学校因学杂费问题发生风潮，学生反对校长张干，并提出让其离校。
毛泽东参与组织行动，还重新起草了“驱张宣言”。事情闹大后，张干准备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学生。对学生来说，这是处分；对毛泽东来说，则可能影响学业和前途。
王季范当时担任学校学监和数学教员，既了解毛泽东的性格，也知道这位学生的才华。他没有简单指责毛泽东鲁莽，而是找到杨昌济、徐特立、方维夏等教师商议办法。几位教师通过教职员会议和罢教等方式，对校方施加压力。
局面僵持之际，王季范等人的斡旋发挥了作用。张干最终收回开除决定，改为记大过处分。后来张干本人也在当年下半年被免职。多年以后，毛泽东谈到此事时，承认当年的行动未必必要，还评价张干有才干，始终从事教育，值得肯定。
王季范接过话说：“当年的宣言，主要是伤了张干的自尊，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。”毛泽东听后点头：“九哥说得有道理。”这段对话，既说明兄弟间可以直言，也说明毛泽东对当年得到的保护一直记在心里。
1927年长沙“马日事变”前后，两人在长沙分别。此后20多年，毛泽东投身革命，王季范继续从事教育，彼此相隔，却没有断了联系。王季范曾任长郡联立中学校长，也在湖南教育界任职；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仍关注进步青年和国家局势。
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，王季范以教育界人士身份参与相关工作，并通过地下渠道传递湖南局势变化的消息。8月，程潜、陈明仁通电起义，长沙避免了一场城市战火。王季范所做的工作，未必显眼，却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关键时刻的选择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表兄。1950年，王季范来到北京，毛泽东亲自看望，并安排他住在北京饭店。王季范觉得规格太高，连忙说：“我们对革命贡献不大，住这样的地方，心里不安。”毛泽东回答：“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，怎么能说没有贡献？”
这不是对亲戚的单纯照顾。王季范长期培养学生，还曾把儿子王德恒送到延安参加革命。王德恒后来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，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，不幸遇害。此后，王季范又支持孙辈参加革命和建设。
王季范还到华北参观土地改革，走访张家口、大同、太原、石家庄、保定等地。回京后，他向毛泽东汇报见闻。此后，他担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、政务院参事、湖南省文史馆馆员，并当选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1972年7月11日，王季范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8岁。追悼会上，毛泽东敬献花圈，挽带上写着：“九哥千古，毛泽东敬挽。”一位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家，一位是长期站在讲台上的教育者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早已超出普通亲戚和师生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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